从更大的社会气候来看，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经济上，经济秩序混乱，呈现无政府状态，垄断组织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加剧；政治上，丑闻不断，政治权力日益为少数人所控制，民主政治遭遇挑战；贫民境遇日益恶化，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社会进步人士发起的进步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权主义运动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一直是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其中，“大学女毕业生联合会”以为争取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权利为宗旨，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女性健康与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调查报告。
1885年秋，时任密歇根大学讲师的杜威，便著文《教育与女性健康》,作为对她们这一报告的回应。这是杜威第一次在他的论文中谈论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后半期，杜威第一次参与到社会改造的浪潮之中。1891年，进步主义者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邀请杜威共同创办一份旨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报纸。杜威欣然应允。尽管此事由于各种原因于次年无果而终，但对杜威本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纯粹堂吉珂德式的荒唐之举。“杜威在给威廉·詹姆斯的信中曾表明自己从福特那里深受启发，认识到唯心主义的理想必须在客观世界中得到体现，并相信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知识力量将最终以‘集中的、自由探究的形式’成为掌握社会的真正的‘权威’。”①它促进了杜威思想的生长，加速了杜威最终完全抛弃对哲学作形而上学的追求、把哲学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与经验问题上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