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时期的明初也是重典治国，但朱元璋的重典只是对真正违法乱纪者进行严厉惩罚。而英宗时期的重典则完全是对外廷的朝臣进行打压，小错大惩，使外廷人心惶惶。被王振下狱的许多人中，就有后来土木堡之变死守京城的于谦。王振也利用外廷朝臣惶惶不安的心态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了朱祁镇手上。王振在打压六部时同样辖制了言官系统，甚至因为王振的行为都是为了加强皇权，恢复朱祁镇对国家的掌控，许多言官反而会对王振表示支持。王振也利用言官的反应，将言官变成了皇帝的工具。通过影响外廷来干涉朝政，王振的权力并没有完全铺开渗透出去，此时朝中还是有许多异己虽敢怒却不敢言，如果阳奉阴违，王振自己也很容易阴沟翻船。这时培养自己势力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
明初选官主要是四种途径，分别是荐举、学校、科举和荐选。这四种方法中学校效率低，难以发现高质量人才，科举培养周期太长，耗时太久，荐选一般是在职官员升迁所用，而荐举不仅能让朝廷快速获得人才，并且因为这些人才相对成熟，颇受明初诸帝的喜爱。所以王振和英宗便利用荐举的办法，为自己在外廷快速培养了一批属于他们的政治骨干。如果单纯批评王振此举是“任人为私”那可就太小看王振和英宗了。王振荐举的许多人中不乏政绩突出之辈，这些人在地方上时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比如江西的石璞在任时严肃整顿，使江西的风气蔚然一新；还有在任陕西的王文，也获得了“在陕五年，镇静不扰”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