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到现在为止，您谈论的是古代自我控制技术的不同程度。在您的著作中，您总是强调文艺复兴和古代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断裂。那么，它们的自我控制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联方式是不是也有同样重要的变化？
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不过，我并不想立即回答你。我们以这种说法开始吧：蒙田、帕斯卡和笛卡儿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按照这一问题而被重新思考的。首先，帕斯卡仍然处于自我实践、苦行实践关联于世界知识的传统中；其次，不要忘记笛卡儿写了《沉思集》，而诸沉思就是一种自我的实践，不过笛卡儿著作中最不同寻常的东西却是，他成功地用知识实践的基础主体代替了自我实践所构成的主体。
这非常重要。即使真的是希腊哲学建立了理性，它也总是认为，如果一个主体不首先在自身之上实践某种使其能够认识真理的活动，比如净化活动，以及通过对灵魂的沉思而引起灵魂的转变，主体就不能达至真理。我们还有斯多葛学派的主题，它认为主体首先会确定其存在的自主和独立，但是这种确定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定的，它和世界知识的关系非常复杂，因为正是这种知识允许主体确定自己的独立，同时也正是这种确定的独立才使得按照其呈现出来的样子认识世界的秩序成为可能。直到16世纪，在欧洲文化中，这一问题仍然是：“为了能够达至真理，以及配得上达至真理，我应该对自我做些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真理总是有代价的，不进行艰苦的工作就不能达至真理。在西方文化中，直到16世纪，苦行和达至真理是隐隐地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