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皆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