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7]
从而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民权思想与“民史”观念的提倡，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惊慌。封建顽固派叶德辉所编之《翼教丛编》极力反对“仿西法立民史”，认为“州闾细事，委巷琐谈，聚而编之”，简直是“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作者声称：
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18]
不管封建顽固派如何以卫道者的立场反对民权与“民史”，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以封建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旧史学的樊篱毕竟被冲破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为“史界革命”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法国的基佐、英国的巴克尔是在19世纪中期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史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英国的巴克尔因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在中国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是由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于1902年译刊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一书。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重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及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