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7]
从而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民权思想与“民史”观念的提倡,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惊慌。封建顽固派叶德辉所编之《翼教丛编》极力反对“仿西法立民史”,认为“州闾细事,委巷琐谈,聚而编之”,简直是“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作者声称:
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18]
不管封建顽固派如何以卫道者的立场反对民权与“民史”,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以封建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旧史学的樊篱毕竟被冲破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为“史界革命”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法国的基佐、英国的巴克尔是在19世纪中期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史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英国的巴克尔因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在中国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是由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于1902年译刊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一书。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重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及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