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歌德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缺少平衡，以致精神每每陷于纷乱痛苦中。现在，他许下宏愿另辟途径，竭力地保持平衡，使生活安定，有秩序、有目的。他又说：“半生已过，往者已矣。今后，我要像溺水获救的人，将自己置于有益的阳光下。”
歌德既然对生活采取了新的、积极的、建设的态度，他的文艺创作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在“狂飙运动”时期，歌德的作品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重合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经历的再现。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书只是被维特的伤感所笼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典型化、观念化的人物。那时歌德认为这些没有必要，他塑造的人物已经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了，有的光辉耀眼，有的鲜血淋漓。如今，“狂飙突进”的高潮已日渐远去，歌德由热情的天才转变成冷静的思索者，他对艺术的态度也由主观的变成客观的。从前，诗就是他的生活；现在，文学变成了“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抽样”。
这种心境的转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的问题。不过，从席勒的话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