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歌德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缺少平衡,以致精神每每陷于纷乱痛苦中。现在,他许下宏愿另辟途径,竭力地保持平衡,使生活安定,有秩序、有目的。他又说:“半生已过,往者已矣。今后,我要像溺水获救的人,将自己置于有益的阳光下。”
歌德既然对生活采取了新的、积极的、建设的态度,他的文艺创作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在“狂飙运动”时期,歌德的作品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重合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经历的再现。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书只是被维特的伤感所笼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典型化、观念化的人物。那时歌德认为这些没有必要,他塑造的人物已经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了,有的光辉耀眼,有的鲜血淋漓。如今,“狂飙突进”的高潮已日渐远去,歌德由热情的天才转变成冷静的思索者,他对艺术的态度也由主观的变成客观的。从前,诗就是他的生活;现在,文学变成了“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抽样”。
这种心境的转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的问题。不过,从席勒的话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