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130~1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尤其是它在90年代初成为时代性的文化热潮,与社会文化的特点状貌、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都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
从文学角度看,“新写实”实质上是对于完全理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的反动,也是对于偏重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特点的“寻根”和“先锋”文学思潮的一种转型,它是文化开放时代大众阅读期待和要求的内在表现。
从整体文化背景上来看,“新写实小说”是90年代初各种政治文化力量协调妥协的一种体现。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失去了政治热情,也被摧垮了所谓的“精英”意识,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一样,迫切地需要逃避以往,需要建立一个大众的神话去逃避自己的精神困境。而主流意识形态也欢迎这一思潮,希望以之疗救人们心中的政治情绪,平和缓解社会气氛的紧张。
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220~2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池莉处理这个普遍的人生哲学命题的独特性:
其一,是她充分地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因而同时也肯定了人为实现这些欲望所作的努力和追求。在池莉笔下,虽然像印加厚夫妇这样的小人物的欲望,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关于住房、工资、老婆、孩子之类,与“超人”对于权力的征服欲和对于财富的占有欲绝无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然而却表达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欲望,在证实着人作为有生命的欲望的生活在花朵的活泼生机和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的确是将“生活”这个被人们“抽象”过千百次的字眼,“还原”成它本来的形式,让它本身显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