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130～1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尤其是它在90年代初成为时代性的文化热潮，与社会文化的特点状貌、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都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
从文学角度看，“新写实”实质上是对于完全理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的反动，也是对于偏重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特点的“寻根”和“先锋”文学思潮的一种转型，它是文化开放时代大众阅读期待和要求的内在表现。
从整体文化背景上来看，“新写实小说”是90年代初各种政治文化力量协调妥协的一种体现。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失去了政治热情，也被摧垮了所谓的“精英”意识，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一样，迫切地需要逃避以往，需要建立一个大众的神话去逃避自己的精神困境。而主流意识形态也欢迎这一思潮，希望以之疗救人们心中的政治情绪，平和缓解社会气氛的紧张。
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220～2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池莉处理这个普遍的人生哲学命题的独特性：
其一，是她充分地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因而同时也肯定了人为实现这些欲望所作的努力和追求。在池莉笔下，虽然像印加厚夫妇这样的小人物的欲望，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关于住房、工资、老婆、孩子之类，与“超人”对于权力的征服欲和对于财富的占有欲绝无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然而却表达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欲望，在证实着人作为有生命的欲望的生活在花朵的活泼生机和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的确是将“生活”这个被人们“抽象”过千百次的字眼，“还原”成它本来的形式，让它本身显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