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怪从事失败项目的科学工作者。
因为失败具有时代局限性。
比如超低制程的碳结构芯片和常温超导金属，如果不是他本人能直接给答案，并且又完成了其他相关材料学的提前布局，在原本的二十一世纪初期全力投入搞这些，纯粹浪费资源。
叫部分从事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人员去种红薯，说不定对时代的贡献还更大，毕竟少亏就当赢。
陈锋最想做的，便是利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尽可能避免最后那30%的项目被立项成功。
这当然也是《五百年规划》的部分工作。
陈大师认为是时候开动了。
过去他活跃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文艺界。
那是因为他实力薄弱，影响力不够，在学术界做起事来事倍功半。
现在局面不同，靠着筹建中的星锋研究院和两个版本的《狂人猜想集》，再靠着当初他在林顿研究院公开讲出的那番话，他在学术界的话语权提高了。
所以他发现了机会，便果断开始布局，尝试将自己知晓未来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