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突利挟怨欲叛，翌年遣使将所图密告于唐。虽然颉利可汗内忧外患，但是唐太宗仍认为时机未到，仅令并州兵马随便应接突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