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月,为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唐太宗颁下《修缘边障塞诏》,说明“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策,利在修边。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因此诏令北道诸州城寨镇戍,必须动员所在军民,共同修补,务使成功。修筑缘边障塞以为防御之余,其实从此以后,他一面加紧离间分化的外交运作,一面亲自练兵,加强整军经武,伺机大举报复,以雪耻辱。
也就是说,颉利可汗此次的胜利,适足以成为大唐战略构想改变的契机,促使唐太宗由守势国防转变为攻势国防。
正北边的国防局势改变得很快,颉利可汗因内政失修,兵革岁动,遂为国人所患,诸部离心。
贞观元年(627),服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漠北铁勒十余部相率叛变,击走监领他们的突厥长官,颉利派东部小可汗突利往讨。
突利可汗一直是唐朝的离间分化对象,统领东方,管奚、雪等数十国部,因征税无度而被诸国部所怨,故诸国部于贞观初年并来归附于唐,使颉利为其失众而大怒,此次派他出征算是要他将功赎罪。不过他也兵败,轻骑奔还,故被颉利怒罚。突利挟怨欲叛,翌年遣使将所图密告于唐。虽然颉利可汗内忧外患,但是唐太宗仍认为时机未到,仅令并州兵马随便应接突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