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勃起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达到它的兴盛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欧阳修深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1]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丕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