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高扬生命的价值，还可以从对生命的欣赏和赞美中显现出来。魏晋南朝士人风度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物的品藻。品藻的首要方面是仪容。《世说新语》单为“容止”立篇，把它与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列，可见时人对美好生命的崇尚。而这种美的赞语，往往又取之于自然。如称赞嵇康为“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王衍“如瑶林琼树”，王恭“濯濯如春月柳”，山涛“如璞玉浑金”，和峤“森森如千丈松”。美的仪容，对时人极富征服作用。陶侃因为喜欢庾亮的风姿，竟然原谅了这位政治上的夙敌。桓温的妻子见到丈夫新纳的小妾“姿貌端丽”，也放弃杀人的念头，“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10]有的学者认为时人对容貌美的追求，已达到了唯美主义的程度[11]。气质也是品藻人物的重要方面。这种气质是一种外在体貌与内在精神的结合。对人气质的品定，往往无法用现实事物进行比拟，故评家多取之玄远抽象。《世说新语·品藻篇》提供的一则故事，颇具典型意义。孙绰一次同司马昱品评了七个人物，用词分别是“清蔚简令”“温润恬和”“高爽迈出”“清易令达”“弘润通长”“洮洮清便”“远有致思”，并自品为“萧条高寄”。显然，这种赞美，表露的是不沾滞于物的人的自由精神，是一种哲学的美和神韵的美[12]。对气质的品定，充满了评者的好恶，所以主观色彩很浓。何晏本是个美男子，但是在不喜欢他的管辂口中变成了“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的“鬼幽”[13]。“才能”在品藻中经历了由拔高到低落的一个发展过程。汉代清议对人物的品评，从社会需要出发，着重在于德行。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才能遂成为品藻标准的重点。两晋以来，士人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摆脱社会的桎梏，向自由化发展迈进。再加上士族有家可恃而不必倚重于朝廷，故以居官不务实事而互相标榜。所以，品藻中“才”的一项，始由政治才干向口辩之才转变，继而发展到“不必须奇才”也可作名士的地步。这也是士人过分追求人性自由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