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后，布鲁纳将目光转向了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在文化论中，布鲁纳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的意向性使用，意向性的使用是由积极的、主动的、处于公共或私下的情境且为完成各种任务或计划的人完成的，完成的过程往往是同他人协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关键是：认知过程被看做是人使用语言和话语的结果，而语言和话语是社会性的，是人际交流的产物，因此认知过程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公开的、社会性的，其次才是私有的和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并不存在于个体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际之间。这是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关键之所在，也是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起点。
1996年，在纪念皮亚杰与维果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布鲁纳发表了《赞颂分歧：皮亚杰与维果斯基》一文，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值得尊敬的。“皮亚杰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不变逻辑，而维果斯基则关注受文化格局支配的对话在激活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将两者试作对比，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两种理路是不可通约的。这一不可通约性说明，两种认知方式之间有可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差异。其中，一种试图寻求人类的成长与人类境况的‘解释’,另一种则寻求‘诠释’。”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