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写过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情况。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努力学习西方。”接着又说：“我自己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那时学了这些所谓新学的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思想可以救中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陶行知就处在这种探寻革命真理的阶段中。
陶行知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一开始从事教育事业时就举起了革命旗帜，他的主张都是针对当时教育弊端而发的。他反对“因袭陈法”，“仪型他国”，改“教授法”为“教学法”，以及后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陶行知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总是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代的脉搏一致。尤其是他后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充满了辩证唯物论的光辉。
陶行知是一位高度的爱国主义者，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以陶行知办教育始终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的，在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他着手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政治方面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参加一九三○年“四五”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的罪行。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敌人加紧迫害他，不久就强行封闭他的学校，杀害他的学生，并下令通缉他，逼迫他逃亡国外。《全评》无视当时蒋介石下令通缉陶行知的史实，却武断地说陶行知“与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基本上没有矛盾”。可是通缉令却明明说“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事情”，这能说陶行知与反动政权基本没有矛盾吗？这一时期蒋介石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是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因而也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跟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建立新中国，他日夜奔走，发表演说，写文章，唤起人们的觉悟。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黑名单上把陶行知列为第三名暗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