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三国志》65卷，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它的著者陈寿（233—297年）大致与司马彪同时，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陈寿被时人称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75]。《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上限不限于三国开始的年代（220年），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在编撰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陈寿的史才，还表现在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写出汉与曹氏、蜀与魏、魏与司马氏关系中的真情。叙事简洁，也反映了陈寿的史才。陈寿在历史观上显得苍白，他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76]来说明三国的结局。后人评论《三国志》是“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77]。这里说的“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裴注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78]。注文引书210种[79]，约32万字，近于原著的36万字，有很高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