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阿瑟爵士这样来分析政府失败的原因，但他仍然期望政府对社会问题更重视些，使政府能够拯救我们的文明。他认为能够帮助政府变得对社会更加重视的方法就是“诱导大型的私人机构为公众服务，这样就使国家、商会、银行、工业组织与劳工组织表现出了有组织的行动”。他把复兴的整个希望都寄托于占有权力的人们能够将经济利益发展到一个公正无私的水平的可能性上。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权力占有者们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当我们发现连专门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人都具有这种对人类群体道德能力的天真信仰，这不免令人失望。甚至当这些社会学家准备承认只要“劳动报酬的分配不公存在冲突就不可避免”时——如霍华德·奥达姆（Howard Odum）教授——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他们只把社会冲突看作是一种“还未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教育原则与合作原则时”［7］暂时用来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这样，带有非强制特征与自愿接受特征的公正，以及以这种公正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明确地或含蓄地就成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所追求的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