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人平静的对答中，可以看出老人做学问的境界之高。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我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怎么崇拜的会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还有可崇拜的人吗？”“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忧时忧政的人。巴金去世时，他在病中写了《悼巴金》，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文革”结束十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杂忆》。
以自己的惊诧来侧面烘托先生的正直。
我每去医院，总看见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看着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深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我正好在场。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有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写论文需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好一幅寿者课童图。渐渐地，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