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战事的刺激下，1932年夏成立了中国诗歌会。关于中国诗歌会，许多文章都有介绍，我也看到我父亲写的几页有关材料。那是他在“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的底稿，是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给穆木天落实政策时，退给我的。其中关于诗歌会，穆木天写道：“1932年夏，中国诗歌会成立。由卢森堡倡议，左联批准的。由我领头。左联内参加的，有卢森堡、杨骚、白薇、艾芜（后来没来），还找来蒲风、宋寒衣（森堡约的）、林穆光（蒲风约的）、黄叶柳（蒲风约的）。”显然，这个名单是不全的，但可做其他文章所提名单的参考。
诗歌会成立时，穆木天和任均等一起草拟了《缘起》。1933年2月他们出版会刊《新诗歌》时，穆木天执笔写了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其中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当然也是他自己的意见。与他的《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一诗相比较，“要捉住现实”是相同的，新的发展是明确了当时新诗歌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这首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可说是左联当时提出的文艺创作大众化路线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