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作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