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责尽管形式隐蔽,我毫不费劲就能回击它们,例如恰恰他的文章恐怕才是不可信的顶点,但对付他其它的疑心则不大容易了,这就是我为何从整体上说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他暗自认为,我存心败坏他的荣誉,他那作为那只鼹鼠的第一位正式代言人的荣誉。现在对他个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荣誉,真正存在的只是笑柄,而且是仅仅限于一个小圈子里的笑柄,我无心谋取的笑柄。另外在我那篇文章的导言中我明确声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理应被看作鼹鼠的发现者——不过他从来就不是发现者——仅仅是同情这位教师的遭遇才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此文的目的是”——我在结尾慷慨激昂地写到,不过这的确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帮助这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达此目的,我那暂时仅在表面上牵扯进此事的名字应立刻从中抹去。”凡是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事我都尽量不沾边,好像我通过某种方式已预感到这位教师会这样不近情理地指责我。尽管如此,他却偏偏在此处抓到了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话里,或者说在他含沙射影的话里,似乎也会有那么一点儿合理的东西,我已多次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的眼光在对付我时几乎比在他的文章中更为敏锐,因为他认为我的导言是虚伪的。倘若我的目的当真只是宣传他的文章,那我为何不只提他和他的文章,为何不指出它的长处和它的严密,为何不仅仅限于强调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让人们理解它,为何完全忽视他的文章却热中发现本身。难道发现还不是事实?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余事可做?可是若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这一发现,为何还要那么郑重其事地在导言中宣布绝不染指发现?这可能是虚伪的谦虚,但也令人气愤。我在贬低这一发现,仅仅是为了贬低它,我才想让人们注意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弃之不管。这件事大概已有所平息,现在又被我搞得沸沸扬扬,而且同时我又使这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对这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声誉到底有何意义!他所系念的是这项事业,只是这项事业。可我却在出卖这项事业,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若我的理解力在地上,它则在九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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