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呕心沥血培养的文学青年是很多的，但鲁迅与二萧的关系有其特殊之处。凡是细读过鲁迅书信的人就能发现，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书信跟致其他人的书信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谈处世之道——主要是处理文坛人际关系的内容特别多，既真诚又深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二萧初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地两疏，鲁迅怀着“父爱”不能不切切叮嘱；二是鲁迅认为萧军虽然豪爽却失之于粗，正如毛泽东后来认为萧军“极坦白豪爽”但却不注意调理人我关系一样，这就更需要有长者多提醒几句。萧军十八岁就当骑兵，名副其实是行伍出身，据说他的二叔还当过土匪，所以朋友们开玩笑时常说萧军身上有一股“匪气”，萧军自己也引以为荣。鲁迅告诉他，“土匪气”很好，不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乱撞容易上当、受害，甚至简直连性命都会送掉。鲁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推心置腹地告诫他：“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1934年11月5日致萧军）“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深恶痛绝的“上海的文学家”，并非专指上海籍作家，而是泛指那些从各处漂流到上海作恶的文人。他们花样多，手段常出人意料，尤其善于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他们造谣中伤别人，一旦对方反击，就反说别人“气量小”“好骂人”。鲁迅提醒二萧要警惕霞飞路上充当暗探的白俄和潜伏在上海工人区的特务，但更提醒他们要警惕这类虽有人面但无人气的文人。从后来的发展看，萧老虽然从鲁迅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如铮铮硬骨，敢怒敢言，但在延安和东北时期，他仍然坦诚得近乎莽撞，以至于上当、受害，一生经历的生死关头有五六次，十年浩劫期间背心都被人打进皮肉里去。不过，对于萧老来说，这是不幸？抑或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有幸？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萧军的声誉和成就跟他性格中的优点或弱点是绕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了这些长处加短处，也就没有了一个真实的萧军，一个在文坛历次风暴中宁折不弯的萧军。